譬如有夫对妻说∶我看今夜你怎样对付我呢，女子此时不免脸一红，但此时女子应当向其夫热热湿湿地亲一深吻，并应说∶恐怕你连战皆败啦！此时情况何等美丽，周围空气又何等热烈；若女子面一红就走避了，则变成何等寂寞无聊了。故只知羞涩而不敢大胆，与只知大胆毫无羞涩的女子同样欠缺自然的美感。
——张竞生《性史》
提倡性教育第一人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编：该校虽名小学，所授课程实为高等学校课程)，在那里选修了法文，认识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与不少国民党元老人物交情不浅。不过张竞生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议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
1912年底赴法留学前改名张竞生，大概是受了达尔文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张竞生到法国，获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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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张竞生去职，蔡元培聘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他组建了“性育社”，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
1926年5月，张竞生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此书一出版后即引起各方热议。
《性史》热销广州
近来广州市内有一种看书的流行病。无论大学生小学生，无论何时何地，均手不释卷。你道他们所看的是什么书呢？他们所看的是北京鼎鼎大名的教授张竞生所著的《性史》。
——摘自1926年8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
《性史》第一集与第二集，收录有十二篇真实的性经历，投稿者皆为大学生。他们所描述的内容，有懵懂的性启蒙、青春期的冲动与自慰的心情；情节上则有偷情、偷窥、嫖妓等等，相当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的性观念。
而在每一篇文末，则有张竞生撰写的按语，提出中肯的评论。这些叙述与评论，现在观来或许已经保守过时，但是书中保留了民初时期的民情背景与叙述口吻，却成了这本书最珍贵的特色与趣味。而张竞生在书中不断提出女性的“第三种水”之说，也就是现在性学专家们至今仍在研究的“女性射潮”现象，足见其观念之新。
书中最重要最风靡的篇章有——一舸女士《我的性经历》，江平君的《初次的性交》两篇内，将各种交媾的方式，交媾前后的方法，交媾时的兴趣等……五花八门，兴情的、肉麻的、描写齐全。
据当时的民国日报报道，“广州市内的《性史》，统计已有5000余本(国光售出2000本，光东1000本，丁卜1500本，民智500本。)现闻昌兴街丁卜书店更由上海订购了五千本。每本定价四角，不日书到。决定每本以八角为代价，书尚未到，已为各校学生定尽。计此项《性史》定购者以城北及城东某两女校学生为最多。统共为若辈，定去者已达三千本。此后正可实地研究性的问题呢！”而自从看了性欲博士所编的《性史》后，“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
“城北的某女校，在市内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有一位密斯A，在那里肄业，她有一位妹妹，总得十二岁，这天，她在人家那里拿了一本书回来。她本来还没有看出的程度，但是她看见封面那一双裸体人儿，却喜欢异常，就多了一件像钩似的物事，尤觉奇怪，所以就带回家去。想请教姐姐密斯A，密斯A看了，欢喜得如同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般，立刻精神上就觉得有点异感，没半个钟头就全本看完了。”
“到了第二天，密斯A来了几个同事，看见案头有这样宝贝的书，就你攘我夺地争着来看，后来经密斯A的调停，还是以抓阄来判决，结果是二年纪时常占首座的那位密斯抓着第一了，自然很欢喜，落选的就很懊丧。”
从此一生惨淡的张竞生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禁止和没收此书。接着，孙传芳视为淫书，也在上海禁了此书；1926年8月，向来开放的广州也受不了这种压力，《性史》遭禁。没有什么贤达人士站出来为《性史》呼吁。
张竞生不得不脱离了北大。“《性史》之后，有人疑我是一个‘大淫虫’，荒诞淫逸。”这句话出自张竞生自己的口中。此后，他在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开张之后，生意十分兴隆，可惜，美的书店只一年多即被扼杀，张竞生的家庭也破裂。
可能《性史》的确走得太快走得太远了。《性史》在当时很可能就像它的攻击者所说的那样，就是一本教人遐想、勾起人的生理反应的“淫书”。但当时人们对“性”说得太少了，一旦有合法出版的畅销书谈“性”，只顾着对照着它来渲泻汹涌的欲望，根本无暇加以思考。
这一点，恰好被不法书商捉住大做文章，结果通行于市的各种《性史》续篇，倒真成了诲淫诲盗之书了。而这所有恶名都由张竞生承担了。他也由此成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