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预览：
杨：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说脏话？
冯：我真的是在心里萌动，去你大爷的吧，我就不跟你们打交道了，我就不干这个了，是吧，不干这个了。
一边要为喜剧正名，一边又不甘心仅仅当一个喜剧导演。事实上，这种进退两难、想赢怕输的挣扎情绪，在近两年冯小刚的作品中流露无遗。口舌间的幽默调侃还在，但生活的无奈和辛酸却越来越被放大。冯小刚真的变深沉了？还是他原来就不浅薄？摘编自《杨澜访谈录2》
“拍喜剧非常难，比让一个人哭还要难”
杨澜(以下称杨)：你遇到跟现实有关系的题材，打心眼里就会有种激动？
冯小刚(以下称冯)：对对，像徐帆跟我说了一件事，我觉得，哎，这东西就能是喜剧。
她有一天问我，她说葛成生是谁啊，我说葛成生不认识啊，她说特有名，我在成都啊、出差去的很多地方，老听说葛成生PLEASE。
杨：葛成生PLEASE？
冯：结果有一次在杭州，她说你听，葛成生PLEASE，我一听，是，葛成生PLEASE，后来呢我就问那个———我当然知道他是说的英语———我就问旁边会英语的，他说……
杨：attentionplease.
冯：但是全中国的空中小姐她们发音，一说英语啊都是……
杨：各种各样的。
冯：不是，后来我在首都机场，确实在不同的机场我都听到她们说的是葛成生PLEASE。
杨：葛成生PLEASE。
冯：是这样的。那一个不会英语的人他听的就是葛成生PLEASE，然后他觉得葛成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在全国的机场哪都叫他，这事你说放在电影里头多幽默。
750) this.width=750' src=http://space.wenxuecity.com/gallery/others/m/c/2007-12-14/17381835154.shtml onclick=document.location='http://club.'>
冯：我觉得喜剧是非常难的，比让一个人哭还要难。
杨：所以当别人都说你特俗的时候，我是说，有一个阶段说这个就是迎合市场啊，低级庸俗啊……
冯：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心里想的是，你要认为你洋，咱俩可以比一比，你真不见得洋得过我。他们认为他们很高雅，我很庸俗，你要有机会去他们家一看，从那装修上你就感觉到他一点品位都没有，你要到我们家一看，就会知道什么叫雅，什么叫调子，什么叫质感。
“我是商业导演，但不是商人”
杨：1997年，你拍摄了内地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后来陆续拍摄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等商业片，在七年内创造了两个亿的电影票房，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票房冠军导演。
冯：我一次都没砸过，怎么能一次都不砸，我后来觉得我自己确实是……
杨：挺牛的。
冯：挺牛的，就为了这挺牛的，就得扛着那个背着这个。拍《天下无贼》的时候我找过姜文，我说能不能你来演这个贼，因为我觉得姜文可以把一个人演得特别坏，在这基础上又把这人演得好了。
杨：他是一个天才。
冯：所以他就跟我说：小刚，你呀，就背着一个“非要”，就是这么一包袱，你能不能把这包袱从肩膀上扔下来，你就拍砸一回，怎么了？他说：你要有这样的决心我才跟你拍，，我现在有好多事。我说那等到什么时候？他说你看你心不诚，你要等我一段时间。
杨：姜文有他自己的规则。但是他说你可以砸一回，你心里怎么想呢？
冯：可以砸一回，我是觉得把这个电影拍好看了是一个有意思的事。
杨：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有人当批评你是商业电影导演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商业导演，但是我不是一个商人，有些艺术片的导演其实他们更像商人。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么说？
冯：《一声叹息》这个电影拍的时候没有一个投资人愿意往里投，我动员中军，中军说：它其实不卖钱，但是因为咱俩的关系，我可以帮你投，那你能不能就别拿钱了。我说行，我就动员徐帆、动员制片主任陆国强，我说咱们都不拿钱。我觉得吧，好多认为自己不是商人是艺术家的这种吧，真的你不给他钱，他是不干的，而且他钱要得不少。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是可以把这个利益给舍掉，因此我拍的电影很有商业性，但我确实不是一个商人。
渴望背井离乡的自由生活
杨：2001年，在拍摄电影《大腕》时，你遭遇了突发性的心脏疾病。在美国的那个晚上，因为也不能够去外面求救，是不是有一种夫妻两个相依为命的感觉？
冯：嗯。我随身老带着一个量血压那个东西，往这儿一弄，徐帆一量，实际上我当时的心跳可能是特别地快，血压也不正常，但她告诉我，心跳正常，血压也正常，她说我觉得你是心理作用。我也觉得我是自己吓唬自己，然后呢，一夜就过去了。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她也不会说英语，也不知道找谁去，在那个宾馆里头，所以她只能一个劲地那么说。
杨：她用心理的方法来安慰你。
冯：她就告诉我没事，结果果然就真的是没事，实际上我那个血压和心跳都特别不正常。
杨：但同时有没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
冯：我跟赵宝刚聊天，我说看他的那个《别了,温哥华》，一帮年轻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那样生活，我感触颇深。我现在想，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比如把我扔在美国，两年或者三年，大概给我一笔饿不死的钱就行了，让我流浪。
杨：干吗呢，要这个干吗呢？冯：我喜欢过一种这样的生活。我跟赵宝刚说，我们没有出去闯荡过，就是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城市，然后靠干活养活自己。就是说我们能只身上路，谁也不管了，不要到死的时候，你都要一部一部地拍着电影，被这个东西吊着，被旁边所有的复杂关系吊着。最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么自由自在的过几年比拿那个奥斯卡奖更重要。
“媒体，我不玩儿了”
杨：这就是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想想自己那时候做美工的时候，第一次人家让你做编剧，第一次让你做导演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哭着喊着往上走吗？
冯：我如果今儿跟徐帆说，你能不能送我一个礼物，让我走，她说行啊，去吧，我第二天拿着包就玩去了，而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跟媒体有冲突就是重要的原因。
据说上次泄露我家地址的那个媒体还表彰那个记者，在这件事上已经没有是非了。
杨：但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说脏话？
冯：然后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在心里萌动，去你大爷的吧，我就不跟你们打交道了，我就不干这个了，是吧，不干这个了。
杨：为什么偏偏就是说这些那么小的事，你要用一种这么激烈的碰撞的这种方式来面对，你完全可以开一句玩笑，然后就等于骂人不露脏字就过去了，为什么？
冯：在这件事上，我不想妥协，我也不想跟他们再这么开心，就是假装开心的在那儿玩。所以我回家以后，我跟徐帆也说了，我说你要有精神准备，就是说我处在这样一种边缘，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他们特别地脏，我不想跟他们玩了，我说我愿意以不做导演为那个代价。
杨：那你的代价太大了。
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总是不断地涌出这个想法，像潮水一样的，越想越兴奋。
杨：我不愿意跟你们玩了。
冯：然后他挑衅我的时候，我可以按照我最解气的方式来对待他，然后我告诉你，我不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