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8日《海峡都市报》报道的高额学费逼母为娼、后又在卖淫过程中惨遭杀害的消息曾经让多少人唏嘘不已。该母亲是为了养育在泉州一大学念书的女儿，以及尚在念小学的儿子走上卖淫之路的，谢侯姐则是为还清儿子读大专欠下的债务偷盗的，两者起因都一样。但比起逼母为娼的消息，上述逼母为盗的新闻更让人悲从中来。 从报道中得知，谢侯姐和其丈夫、女儿都是非常淳朴的农民，他们有着与常人一样的道德观和是非观，都深知偷窃可耻，更清楚不该偷窃农民工。但事实是，谢侯姐成了专偷农民工的小偷，原因无他，就因为她听信了一老乡的话，说北京的打工者多居住在平房区，夜间睡觉不锁门，贵重东西随便放。一反常态，她把偷窃目标从有钱的城里人转向贫穷的农民工，这在别人看来是价值错位，不偷富人偷穷人，不是犯傻就是特别缺德。 惺惺相惜，同是天涯沦落人，谢侯姐怎么忍心将贼手伸向贫穷的农民工！偷窃已是不该，专偷农民工更是不该。人们也许会因此指责她丧尽了廉耻和良知，但我恰恰从中体察到了其中的辛酸和无奈。谢侯姐没惯偷的身手，能飞檐走壁，能穿堂入户，她无法穿越城里人筑就的防盗门和防盗窗，只能找容易的下手。她和其丈夫并非不知道不该偷农民工的东西，不能说他们没有同情心。问题是那两万多元的债务，不仅让谢侯姐拒绝了丈夫的劝告（后来丈夫也成了暗中的帮手），成了不齿于人的小偷，而且还因为专偷农民工，更成了丧失人性的小偷。 谢侯姐的可恨在这里，其可悲也在此。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样一个原本淳朴善良的农妇成为一个丧失了人性的小偷呢？答案很简单，即高额的大学收费。读一个大专只需三年，却负债2万多元（实际支出远大于这个数），一年实际费用当在1万元左右，这对一户农民家庭是何等重的负担。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89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是1376元，200元学费占年平均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6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12年后，学费暴涨到5000元至1万元不等，涨幅为25倍至50倍。据统计，中国教育乱收费，十年间竟达2000亿人民币，老百姓指学费猛于虎。如此之高的学费连城镇居民都不堪忍受，更何况农民了。 高额学费致穷众所周知，已不奇怪，高额学费致人道德堕落，甚至逼母为娼，就不免让人满腹辛酸，而高额学费不仅致人道德堕落，而且让一个原本淳朴的农家妇女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恻隐之心，成为一个专偷农民工的小偷，这，岂止一个悲愤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