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感觉人在两个地方是比较容易沟通交流的，一个是在医院陪伴病人，还有一个就是在旅途——素昧平生的几个人，在小盒子一样的车厢里近距离地萍水相逢，于百无聊赖之间总不免有一点倾诉的愿望，又因为下车之后便各走一方再无瓜葛，总是更容易说得推心置腹些。前两天外出时，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混车站”的票贩子，一路上跟我讲了火车站幕后的很多事情，虽说有很多是在人们意料之内的，可是一旦从一个当事人的口中得到了求证，还是让我感到一阵阵的失望和愤慨。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平日里在家乡开粥铺、卖馅饼，只在每年的几个长假和春运期间跑出来“卖点卧铺票”，以前“混”北京站，后来又移师天津。用他们的“行话”来讲，是做“扛包的”。我坐火车出远门的时候不多，用到卧铺票的机会自然也少，但是从历年的春运报道和周围朋友讲述的春运故事中，对票贩子跟车站的勾结也还是有一点想象的。 “你拿一张卧铺票得给售票员多少好处？”我见他正说在兴头上，便试探着问他。“也不一样。一般地，也就是20块钱儿。”“那你们的公关费用也不小吧？比如说，打点警察，要花多少钱？”我尽量措辞婉转地提问，心里想着他未必肯作答。“隔三差五地给他几百块钱，跟他说拿去吃个饭喝个茶啥的，一次给太多了，他也不敢要。”“那他手下的小兵呢？”“那就不用了，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怎么找麻烦。就有一回碰上一个新来的，说什么都不行，非得把我拉到他们派出所儿去。这个生瓜蛋子！拉我干啥呢？还没等他转回来呢，我又在这儿了。” “除去这些费用，你这一年下来能净落多少？”他起初还微笑着不肯说，后来听我说我又不会来分吃他这碗饭，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春运能挣个十来万块钱，黄金周不行，也就是扫个边儿。” “一个春运能挣十万块？那一天就是好几千啊？你加价也忒狠了吧？”我逗他。 “不都是卧铺票，那玩意儿加点钱也有限，再说到了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也拿不着。主要还是送人。”“送人？送什么人啊？”我对这个专业性挺强的术语一时没反应过来。“买不着票的啊，我把他们带进站送上车，一人100块钱。”“那你还得打点车长啊？”“那不用，我跟车长比划好了人数，他们上车正常补票。车上补票的票款是由车长调配的，叫啥管理经费——车坏了回站上修，水也在站上加，车上要啥经费啊？他们就都自个儿分啦！所以说车长也高兴，老远看见我就跟我招手儿。”说到这里，他狡黠地笑了。 “你们这么大的动静，风险是不也挺大的啊？电视上总演集中打击清理（票贩子）的，你们的弟兄里有没有进去住两天的？”“那个，轻易进不去。你想啊，一个地方要真抓出几个票贩子来，那管片儿的警察就得受处理，他也害怕，也着急，所以说吧，他就给你安排了。电视台来录像的头一天，我们就知道了，找个地儿喝酒打牌，干脆不露面儿了，他逮谁去？ ” 票贩子还有一项“特权”，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就是他们可以在各个车站之间自由地穿行，却不用掏一分钱的旅费。而列车员一听他们是“扛包”的便心领神会，彼此心照不宣。“不是他们不想管，而是管了也没用。”他跟我讲起在车上的经历时，看似平淡的神情中总不时流露出一点得意。“我们有一回坐车碰到了一个新手，死乞白赖地非找我要票不可，我们互相一嚷嚷，乘警就过来了。两句话问完，虎着脸冲我喊：“瞎唧歪啥啊？都跟我走！”我当时就问他：“跟你走能咋滴？”结果那哥们儿把我们带到他办公那节车厢，跟我说：你非在他那节车厢呆着啊？坐这儿不得了吗？嚷嚷那么半天，嚷嚷啥啊？” 我不知道他这一席话里有多少水分，从电视上看到被警方抓获的一队队票贩子上看，他的话显然有点吹牛，可若是从“40亿元流进票贩子腰包”这类的新闻报道上看，似乎又不得不信。 40亿人民币。它们的主人是谁？他乡打拼的游子、没有自主经济来源的学生、辛劳了一年的农民工……都是平民百姓含辛茹苦挣来的血汗钱啊，就这样在须臾之间，轻而易举地转进了票贩子的腰包。 在返程的列车上，我特意向一位跑天津—徐州线的老列车员问起他们的收入，他说他55岁了，工龄长，每月能拿到一千三四百块，“那帮年轻的才几百块钱，”而且无论旅客人数多少，这个数都没有分别。“挤爆了车厢也是这么多，一个人没有也是这么多。” 我听了这话心里暗想：如果那个票贩子说得是真的，那么那些车上补票的收入，又被车长“分”给谁了呢？如果不是真的，那他又有什么道理和必要撒这样的谎？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啊，究竟有多少人没有得到自己理应得到的钱，又有多少钱，流到了原本不应该属于它的地方？ “车站这些事儿吧，主要是管理体制有问题。”他大概是从我的脸上看出了种种不解，很善解人意地主动点拨我，“抓着一个倒票的就处理管片警察，那他当然得想办法啦！要是让管片民警自个儿抓，然后给奖励，那就不是这样了。” 我听了之后没有说话——且不论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问题的根本，单说由一个做非法生意的人来剖析监管部门的“管理体制”，也未免太具讽刺意味了，而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剖析听起来居然还句句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