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重庆女青年钟敏大学毕业后，自愿当一名社区工作者，一干就是三年；研究生在读的她，应邀将赴美国洛杉矶，在该城市部分社区，当一名“跨国社工”。
出国前
向社区大爷大妈讨教
“美国没有‘居委会’，社区服务主要是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进行。”
她性格文静，但说起社区工作来，眼里会放出异样的光彩。昨日，家住沙坪坝区土塆社区的钟敏，在社区向大爷大妈问这问那，并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钟敏是中山大学经济社会学专业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前有3年做社工的经验。不久前，她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邀请，下月6日将参加美国的社区服务，并在洛杉矶的一些社区生活工作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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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英语口语没问题。现在，要更多地了解中美社区文化的差异。”钟敏说，洛杉矶是美国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大城市，那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熟悉在美不同洲际移民的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对她搞好社区服务很重要。钟敏在美期间，将主要从事社区“移民服务”。
“美国的社区，没有‘居委会’说法，社区服务，主要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民间服务团体。”钟敏想弄明白，没有“居委会”的美国社区，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性格有点倔的女青年，怎么会对“社工”如此感兴趣呢？
大学时
头次体验到找工作难
“上大二时，去餐馆端盘子和洗盘子，工作了8小时，挣到10元，除去路费，仅剩6元。”
钟敏爱上社工，是偶然，也是必然。
钟敏出生于重庆的普通工人家庭。“我上初中时很贪玩，学习很轻松，很快乐。高中读重点中学，整天有做不完的作业。”钟敏高中时学理科，8年前，她却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录取。钟敏说，自己是误打误撞就读文科中的“社会学”专业。
“家人很不理解我学的专业，担心我毕业后找工作难。”大二时，班级组织的一次社会实践，让钟敏彻底改变了对“社会学”的态度。
“大二期末前，老师布置了一道社会实践作业：一天时间里，在没有外人帮助的前提下自己找工作。作业是考察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看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工作，挣到钱。”这是钟敏第一次为“找工作”在上海街头转悠。从早晨8时找到11时，她都没被 “录用”。她甚至去一家开在背街的小发廊应聘“洗头工”，干一天只要十元的报酬，都没有打动发廊小老板。
钟敏感觉自己已到了“绝境”。快到中午，她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小餐馆，软磨硬缠，饭店大厨勉强同意让她“端盘子和洗盘子”，从中午12时干到晚上8时。 “那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学校，扣除来回4元车费，一天只挣6元。”钟敏说，那天，一位家在上海的女同学，先用身份证抵押给花店老板，批发一些花，到外滩等游人多的地方去零售，挣了25元。“效果如此不同，主要是人的生存意识和市场观念决定的。一般人挣钱下苦力，精明人挣钱靠智慧。”钟敏说，有了那次体验，她决心要用社会学的诸多理论验证、影响、改变社区居民的固有观念。
做社工
当初父母反对她仍坚持
“我妈说，做社工到偏远贫困山区支教，苦得很哟……”
参与社区活动，让钟敏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最底层。
钟敏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国外基金资助的非赢利性民间服务机构（国内简称NGO）。她在这家NGO的主要工作是培训社区服务人员，招募大学生参与社区扶贫、环保、助残等志愿活动。
“在美国，社区工作被称为继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一流人才进企业，二流人才进NGO（美国称此类“非政府组织”为NPO），三流人才才进政府部门。”钟敏说，国外很重视民间非赢利组织在构建“和谐社区”中的作用。
此前，父母并不支持钟敏做社工。
前年秋，钟敏听说一家民间机构将组织一批人到贵州省偏远山区教育扶贫。钟敏把这个想法电话告诉父母，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尽管支教的事最终搁浅，但钟敏热心社工的劲头，却有增无减。
去年，钟敏参加向川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环保计划，感受颇深。
“他们也希望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但有些习惯很难改。我们帮助一个社区建立垃圾焚烧、掩埋站点，当时搞得很好，但我们走后不久，又是一团糟。”今年初，钟敏还随中山大学的部分志愿者到香港社区帮助智障家庭，体验香港社区服务机构的运作经验。
对待父母的不理解，钟敏采用“韬光养晦”之计，有时不得不“妥协”。
“在上海的NGO机构干了三年，月工资3000多元，收入属偏低的。”常年漂泊，钟敏没空谈恋爱，让父母很不放心。去年，钟敏考上中山大学经济社会学研究生。钟敏说，她很体谅父母的关爱，考研也是对父母关爱的一种回报。
如今，钟敏到美国当社工的事，得到父母的支持。钟敏愿意把自己在美国的社工见闻整理成文字，独家提供给《重庆晚报》，让更多家乡读者分享她来自国外的社区文化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