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片断入选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读本之后，他的《雪山飞狐》最近又进入了北京语文泛读备选篇目。同时，包括鲁迅、朱自清的一些作品在内，开始在各种版本的语文课本中淡出。这一变化再次引发有关“金庸能否入教材”的争论，甚至有人担忧“金庸要取代鲁迅”。说实在的，即使金庸的作品正经八百地进了教材，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余秋雨的散文都进了，还有更通俗、更没有文化含量的作品都进了。我曾分别和几位在中学一线教语文的朋友简单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几乎一致，金庸作品进教材，至少传递出多元的信号。确实，课文并不一定都要体现所谓的“高雅”，而将“通俗”拒之门外。至于“金庸要取代鲁迅”这样的忧虑更是多余的，两者压根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谁也替代不了谁。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曾经是那么单调、乏味、沉闷，选来选去总是那些面孔、那些篇目，尽管其中不乏好文章，但也充斥着一些非语文因素而进入教材的文章。鲁迅作品在教材中占据着特别大的比例，首要原因是他三个“家”、七个“最”的显赫地位、身份，而不光是作品的因素。他的文字确有过人之处，深刻洞察世态人生，但如此大量入选，让一代又一代国人吃偏食，就算从语文教育本身来看也是大有问题的。有的文章比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放在《鲁迅全集》中也不算出色，收入教材就更不恰当。与鲁迅同时代那么多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包括胡适、沈从文、梁实秋等人早该进教材了，他们的文字各有特色，各有可取之处。语文教材需要的是兼容，是开放，只有不同风格、不同个性、不同价值取向的作品并存，才能为学生提供多维丰富的精神资源，给他们不同的营养，而不是让他们老是吃一种养料。由此来看，鲁迅、朱自清的一些作品逐渐退出教材，并不是坏事。

说到底，今天最值得我们关心的不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不能进教材，而是许多更应该进教材的作品能不能进入。公平地说，这些年语文教材已有了不少的改进，正在逐渐往好的方向变化，比如马丁·路德·金、史怀哲等人的文章都进来了，原来呆板、僵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淡化。但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在整体的选文取向上仍是残缺的，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于重视审美的、感性的文字，有意、无意地忽略常识的、理性的文字，这两者本来是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如同鸟的两翼，只有一翼就会失衡，飞不起来。这一点可能与已经形成思维惯性的对语文课的片面理解有关，和教材编者的专业出身、知识结构、阅读视野等有关，甚至和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设计者给定的方向有关。人们总习惯于把语文仅仅理解为语言的、文学的训练，其实语文的世界从其本质上说应该更为广阔，更加开放，凡是自然的、人类的基本常识都能得到体现。

“人生忧患识字始”，识字是从语文课开始的，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从语文课开始认识世界，我们看百年前商务印书馆的老课本，就会发现编者的用心，即是要让孩子在识字的同时，由浅入深，一步步认识眼前这个世界、认识社会人生。后来成了作家的冰心一辈子都忘不了小时候读过的商务教科书，她曾如此深情地回忆：“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来，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说白了，语文课还承载着识字作文、情感审美乃至纯粹知识以外的功能，对于确立一个人的价值观，提升一个人的理性能力，拓展一个人的思维空间都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