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话剧《阳台》在江浙一带的巡回演出之后，陈佩斯难得给自己放了一个“暑假”—7、8两 月暂停巡演，一边整理、修改由他主演的《托儿》和《阳台》的剧本，一边招募新演员加盟，同时筹备新戏。9月，陈佩斯将再次带领《托儿》全国巡演。 　　为什么离开春晚去年年底，网上一度流传陈佩斯和朱时茂会重返春晚演小品，更邪乎的是连小品的名字都起好了公布出来。还有人说，陈佩斯会辅导一个小品上春晚，当然这可能也是很多观众的愿望。但这些传言整天困扰着他，最后陈佩斯不得不声明:“我每年一到年底就总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今天我正式说明，我和春晚不再有任何联系。春晚办了20多年了，还拿我们这些人来炒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受人关注。我觉得很无奈，也很可悲，挺没劲的。” 　　说起和春晚“掰”的旧话，陈佩斯到现在还有很多话要说:“最早是1988年演《狗娃与黑妞》的时候，我就和央视春晚的导演说过要求单机拍摄，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段，这样小品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剧效果会更好，结果没人听。后来到了《警察与小偷》，我又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那时已经有电视墙了，单机拍摄营造的气氛更好，结果还是被他们删去前面特别精彩的一段过场戏。结果观众看到我们的小品不满意，连我们自己也不满意。经他们一弄，我们的创作至少缩水50%。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陈佩斯说，他还曾建议春晚考虑增加高科技魔术等节目，但这些点子都没能被采用。 　　“我已经8年没有上过春晚了，这对电视观众来说也许是个伤害。从我内心来说，希望春晚好，可春晚还是和以前一个面孔，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认为，第一，春晚应该每年吸取新的艺术形式，开拓出新路，培养观众新的欣赏习惯；另外，应该大力推出新人，可春晚都做不到。春晚总是那些大型歌舞，大规模的华丽场面，在我看来那都是最简单的，没技术。好的节目，内容和高科技要结合起来，这才是最难的。” 　　推广中国人自己的喜剧从5年前开始，陈佩斯由《托儿》走上戏剧舞台，当时因为很多观众以前没有亲眼见过陈佩斯，所以票房一下子特别火，在全国各地的46个城市巡演都很受欢迎。至今，《托儿》演出118场，创造票房3700万元，收入超过1000万元。接下来的音乐剧《日出》、喜剧《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阳台》至今巡演了70多场。这些数字，就是专业的话剧院团也未必能做到。 　　从《托儿》之后，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大道文化公司，专心做戏剧。促使陈佩斯一直做话剧的动力，除了他的公司已经实现良性运转，还由于他做的话剧都承载了一些社会责任，对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荒唐现象加以讽刺，使陈佩斯找到了和观众交流的途径。 　　陈佩斯的成功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的因素。他在戏剧背后花的工夫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他在创作《阳台》剧本、体验生活的时候，就干脆和包工头一起“滚”在工地上。《阳台》描写一个小包工头所遭遇的荒诞故事，其中涉及到了很敏感的贪污腐败和“三农”问题。对于农民的生活，他说自己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8年前调动工作，有一阵子他是“无房户”，索性就到北京郊区的山上买了块地。“我原来下过乡，盖房子泥瓦匠的活我全会，而且我有底层生活的情结，所以就建了几间瓦房。在农村生活这18年，我亲眼目睹了农民从穷到富的过程，也体会到农民的切肤之痛。” 　　谈到创作喜剧，陈佩斯毫不忌讳地谈起了自己曾经失败的经历。他在春节晚会上演喜剧小品，很早就开始出名，但他说真正摸着喜剧的门槛，明白喜剧是什么，还是在6年以前。“以前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拍影片《太后吉祥》的时候，做完了，我知道全错了；拍影片《编外丈夫》的时候拍到一半，我知道错了，恍然大悟但改不了了；这些电影都是我痛心疾首的教训。”当时，陈佩斯非常苦恼，因为评论界对喜剧的研究一直是缺失的，甚至连喜剧的基本定义都没有，更不要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后来，陈佩斯研究了卓别林所说的“喜剧就是窘境”，他认识到“错位产生喜剧的效果，比如《警察与小偷》就是一个典型的错位喜剧”。在慢慢发现门道之后，陈佩斯说:“终于豁然开朗，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搞《阳台》的时候，我抛开意识形态的东西弄纯喜剧，一下把每个人物都找准了，那真叫漂亮!” 　现在，只要是上演的戏剧，陈佩斯几乎每台都看，看过之后就回家总结琢磨。看到有不少国外的喜剧作品出现在我们身边，比如《憨豆先生》，陈佩斯认为是“流水线”作品，创意不大。他表示，虽然引进、移植国外经典的喜剧也是一条不错的路，但更希望有人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喜剧，推广中国的喜剧，最终让中国的喜剧成为世界喜剧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