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朱家桥电厂上班那阵，常和一些同事到当地农户开的小茶馆里去喝茶看录像。山里基本没有别的娱乐项目，只有靠每晚看一两部录像打发无聊时光。录像大多是香港枪战片，有时深夜会放一部带色的，每个人加收5毛钱。 　　虽然收入并不高，但大多数人还是不吝这5毛钱。有些人甚至就是冲着深夜这一档节目去的。 　　那时候对录像带的租赁管制比较严，老板为了每晚多十几元钱的收入，在搜集片源上可谓是想尽了办法，搜来的片子也七古八杂。有香港的古装三级片，有日本的变态AV，还有美国佬毫无半点掩饰的A片。每晚十二点一过，众人便急不可耐地叫老板换片子。老板收完钱，便从米坛子或别的地方把录像带拿出来塞进录像机里。那台21英寸的彩电上顿时便闪现出一幕幕令人脸热心跳的画面。整个小茶馆静得落一颗针都能听见，偶尔有人发出咂嘴吞口水的声音，显得特别刺耳。 　　录像带大多是经过多次翻录，有的已经脱色甚至画面发毛，这并不妨碍大伙从那些纷乱而闪烁的画面中看出一些想看的东西，并想象出更多的东西。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没这方面的经历。 　　说真的，这东西也只有偶尔看一下有意思，稍稍多看几部，就会发现无论是画面还是情节都千篇一律，让人反倒什么都记不住。相反，在多年之后，我惟一能记住与这段经历有关的，是一个老人看A片时的一声叹息。 　　那天和平时没两样，关门、收钱、放录像。茶馆里依旧很静，屏幕上的娇喘声偶尔引起一阵吞口水声。就在这时，从茶馆最后一排，传出一声重浊而苍老的叹息：唉……我们这些人，冤枉活了一辈子。 　　回头一看，发杂音的是当地一位老年村民，叫李瘸子，七十多岁了，偶尔跑来和年轻人们挤在一起看看A片，因为他从不给钱，所以只能坐后面。 　　大家被李瘸子的叹息引得哄堂大笑。 　　那晚的录像以及众人开玩笑洗刷李瘸子的话，我都忘记了，惟独对李瘸子当时一脸失落的表情和浊涩的眼神记忆犹新。从他那句近乎于绝望的叹息中，我能感觉到一个老人对自己在性生活方面的失望，这几乎是我们父辈悲哀生活的缩影。 　　对于李瘸子们来说，他们的叹息，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这其中，有很大成分是对今人的羡慕和对自己昨日的惋惜。对于他们来说，来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使他们从没真正发乎于心地体会到性爱的幸福和快乐。 　　首先，在精神上，李瘸子及其配偶从小就生活在把性爱当成难以启齿的丑事的社会思维之中，连想想都觉得大逆不道。如果不是传宗接代的需要，他们的性事是完全可以不要的。性在这里被还原成了最原始的动物本能。只有功用，没有享受，只有结果，没有过程。 　　在另一方面，李瘸子们年轻的时代，正是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人们终日忙于追逐温饱，很少有兴致和愿望体会性事，把它当成一种享受，则更是不可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生率几乎为零，便是个很好的佐证。 　　匮乏的物质条件还表现在简陋而拥挤的住房，根本没有私密空间可言。贫乏的计生用具和知识，使他们的配偶一想“那事”就跟生娃娃联系在一起，本能的拒绝和恐惧。李瘸子及其同龄人，生育过一大堆儿女，但真正体会到性高潮的，却寥寥可数。 　　即便后来开放之后物质条件好转，社会空气也相对宽松，而他们的性问题，依旧成为被忽略的问题。从他们自身来说，多数都觉得老年人不该不能不许想这些事情。年轻时都没好好想过，到老了还不正经？间或有人偶尔想了，自己都会觉得大逆不道。 　　除此之外，儿女们的不理解，给他们的都是些只能暖身不能暖心的关心。有时，甚至因为忽略而让他们的生活陷于尴尬境地，中国有很多老人的分床，大多与带孙儿孙女有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建立在不了解基础上的忽视。 　　不敢爱、不能爱、不会爱已成了某些中国老人的生活缩影。他们在人生的黄金岁月没有条件和机会爱；而在老年的时候，已没有能力爱。当看到世界上还有那样一种赤裸而张扬的爱时，像李瘸子那样发出“冤枉活了一辈子”的哀叹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也许是我们的父辈沉闷而压抑的一生最好的写照。朱文早年写《我爱美元》时，提到了这种悲剧，只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带老爸去玩三陪女。这个建议太过于惊世骇俗，可操作性不太强。我们真正能做的，是尽快将儿女从爷爷奶奶的床上搬走，让老头老太太在一个私密而安静的空间里呆着，哪怕给他们一点点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回忆回忆年轻时的那些恍惚的生活片段，也是功德无量的事。莫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日子，像李瘸子那样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