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女权运动不再留恋性政治、反体制、反男性霸权这些表象，不再是口号和旗帜，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取性愉悦的行动，原本保守拘谨的英国女性成为这方面的先行者。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讨论

　　地点是英国伦敦梅费尔的一所私宅的阁楼里

　　参加讨论的都是三四十岁的中产阶级女性—销售经理、电视制片人、广告公司的主管、记录片导演、酒宴承办人、家庭妇女、美术设计师。

　　主讲人是一位头戴假发的巴西美女。她挥动着黑色的鸵鸟毛，细致阐述着诱惑的艺术。她温柔而优雅地说服与会者大胆分析自己的性生活。按理说，她们应该一走了之，把这些隐秘的话留待与丈夫独处的时候倾吐。然而，她们热切地加入了讨论，似乎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羞涩和畏缩。

　　当然，这位担任主讲人的V夫人只不过是个来自里约热内卢的零售天才。她拿出各式各样的性感内衣和道具，保证与会者将从羞答答的英格兰玫瑰变成热情奔放的巴西性感女神。女士们显然深信不疑。她们纷纷掏出了支票本。散会时，每个人都满载而归，欢喜不尽。

　　新千年女权出现新变化

　　V夫人的讨论会是当今伦敦女性群体的缩影。在这个一度以保守拘谨著称的都市里，职业妇女开始纷纷走进精品店挑选性感服饰，争相参加以“性”为主题的女性俱乐部，出席纵酒狂欢的晚会。甚至还有人在哈里大街开办了一所性学校。

　　局面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变化为何会发生在此时此地？我们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女性赋权”运动，为什么妇女直到现在才开始无拘无束地公开谈论“性”的话题？

　　首先，人们头脑中认定性革命的爆发时间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实际上并不像所有人想象的那么早。避孕药于1965年上市，但未婚妇女起初很难凭借处方买到这种药，而且它的真正作用是治疗月经不调。性解放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那回事。

　　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能够随意得到避孕药之后，性革命才真正爆发。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加速展开，女性开始审视自己的性和性关系。她们意识到，长期以来，她们努力做到让伴侣对性生活的频繁程度感到满意，同时又要确保自己不至于怀孕。

　　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获得解放的妇女突然变得咄咄逼人。她们穿着细高跟皮鞋，垫着厚厚的垫肩，昂首阔步地走在会议室里。与其说是性感，还不如说是令人畏惧！

　　接着就是20世纪90年代和那场政治上正确的运动。为了在性生活中取得控制地位，妇女要求男子即使用手触碰她们的膝盖也必须先争得许可。

　　当法庭上的争论开展得如火如荼时，人们似乎再次忽视了真正的关键：性就是强奸和法律—与亲密、浪漫和乐趣毫无关联。权力逐渐向妇女一方转移，但她们似乎并不满意。

　　当女性迈入新千年时，她们从妇女解放运动当中摆脱出来，性不再是政治，而只是追求乐趣。如同一家设计公司的负责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推出的贴身内衣不是用来打扮你以外的其他人，而是为了让你本人显得更加美丽动人。”

　　自由享受性快感

　　也许妇女最终开始放松下来，能够比较坦然地探索自己的“性”了。赋权运动取得了长足进展，妇女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和感受行事，而不必再惧怕别人的审查和评判了。

　　身为妇女俱乐部组织者的埃玛·杰恩斯对此表示赞同。她说：“女权主义者一心要反抗性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和虐待行为。不过，我们的母亲和祖母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取得了成功，所以21世纪的女权主义就是享受性愉悦的自由。人们第一次真正询问妇女她们想要些什么。这与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经营面向妇女的企业有关—因为她们知道妇女需要什么。”

　　性疾病危及英国

　　那么，这种新的解放是否会导致纵欲无度或道德沦丧？如果一些长期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禁忌不断消失，它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究竟有没有一个界限？

　　埃玛·杰恩斯说，许多妇女对自己的性经验感到不安，但在坦率地加以咨询和讨论之后，她们往往会消除这种情绪。这是好事，但令人忧虑的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呈现出了抬头的趋势。在过去的六年里，英国的淋病患者增加了将近一倍。年轻人错误地以为HIV危机已经结束，所以避孕套已经不再必要。精神分析医师卡萝尔·托波利斯基说：“普遍的文化潮流是很难抗拒的，如果不以健康安全的方式加以对待，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首先要“征服男人的心”

　　此外，在这样一种局面当中，男子发挥着什么作用？在谈到V夫人的性感内衣时，几乎所有男子都会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妇女确实获得了解放吗？抑或她们的行为正中男子的下怀？后女权时代的男子对妇女的现状并不感到担心，并且认为，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

　　按照V夫人的说法，性感和挑逗性的装扮确实有所帮助，但首先要“征服男人的心”。她鼓励妇女给外出上班的丈夫打电话，请丈夫早早回家。然后，妇女要重新摆放家具，让丈夫回家时感到舒适惬意。她们要点起蜡烛，让丈夫享用激发情欲的丰盛晚餐。诱惑男人的关键是要“恭维他—而男人是不习惯得到恭维的”。当上一辈妇女烧掉胸罩的时候，恐怕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吧！(葛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