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抢”黑材料”运动

为人父 (2026-06-09 12:10:51) 评论 (0)

大概文革武斗开始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第一次目睹了文革时的暴力事件。那天,我正在跟邻居彭大哥在他的六平米的小屋里印传单,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嚷嚷辽大红卫兵在砸公安局。我一听有热闹看,赶紧扔下滚筒就跑出门,跟着几个大孩子就跑到中山广场。我家就在中山广场附近,没几步就到了。

到了广场才发现,广场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公安局楼顶的大喇叭和辽大红卫兵广播车的大喇叭都在声嘶力竭地喊话。公安局的大喇叭喊的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红卫兵的大喇叭喊的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在人群里啥也看不见,就拼命钻到水池边,站在水池台阶上才看到一群红卫兵手拿在与守护公安局的解放军战士对峙。解放军战士手挽着手,满头大汗地抗拒着冲击。我看那些战士的年龄比红卫兵都小。

过了一会,有几个辽大红卫兵从外墙爬到楼顶,拼命拆除公安局的大喇叭。我看他们费了很大劲也没拆下来,大喇叭依然在喊话。楼下冲击公安局的红卫兵拿来了钢管削成的扎枪,先是比比划划吓唬小战士,看不好使,就有人真往战士身上捅,虽然没有下死手,但战士身上也流出了血。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拿扎枪扎人,心里突突乱跳,人群里也发出一片嘘声。我是被吓到了,赶紧挤出人群跑回了家。那年我刚好十岁,是我小小年纪第一次看到这种血淋淋的场面。

当时我并不知道为啥辽大红卫兵要冲击公安局,直到最近这些年在国外读了一些文革史料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抢所谓的黑材料。抢夺黑材料事件是文革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事件。不止在沈阳,而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比较暴力和著名的事件有中央戏剧学院与军事科学院的冲突,也即所谓的十.二七事件,在广州有珠影厂事件。

抢黑材料是源于群众对文革前五十天的反右手法不满。那段时间,文革工作组把矛头指向敢于给领导提意见的群众,完全是当年反右和四清那一套。搞左中右排队,视给领导提意见的人为坏分子和右派,背后整他们的黑材料。童小溪在书中举了四川的例子: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四川省文革小組長周頤要省委辦公廳印刷分類排隊統計表格,發到各地,各大專院校,叫各校工作組在各校師生中搞分類排隊、整材料。工作組進校後,時間抓得很緊,每五天排一次隊,幷向大學組彙報一次。對學生也排左、中、右,揭發黨內當權派的大字報多的學生,也就被排在右邊。根據這個官方統計材料,截止六六年七月十六日爲止,四川全省幹部和教師中在大字報上被點名火燒的達 206,320 人,佔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幹部、教師總數的 38.9%,其中一般幹部 144,599 人,佔總人數的 35.4%,教師 523,611 人,佔總人數的 43.2%,僅從成都地區大專院校統計,中層幹部 450 人,截止六六年八月,就有 142 人被打成三、四類(即被批、鬥對象),佔 31.5%。其中川醫中層幹部被打成三、四類的達 43%,成大爲 51.2%,川音爲 38%,川師竟高達 64.2%。

文革期间,造反群众之所以对黑材料非常重视,不惜以肉搏和流血冲突的方式去抢黑材料,原因就是以往历次政治运动带给他们的迫害记忆。他们担心领导们会秋后算账,也确实有领导威胁他们要秋后算账。所以,抢黑材料运动完全是造反群众的理性行为。

而让强黑材料运动合法化的是1966年10月5日军委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有一条是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作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可以当众销毁。就是这个指示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抢黑材料运动。越是把持黑材料不交给群众的地方,反抗也越激烈。

抢黑材料运动是文革中的一个时间持续较长的重要事件,是文革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指示发出后,各地群众因为本地政府拒不执行中央指示,纷纷前去中央上访。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原则上支持群众的诉求,但并不直接插手地方事务。这其中有两个重要考量:一是各地情况复杂,中央一时无法分辨是非对错;二是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鼓励群众通过自己的斗争争取合法权利。这也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

周总理12月3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员工时有一个与学生的对话:

同学:工作组利用过去的思想汇报或党团组织生活会上的汇报拿来整人。

总理:你们认为这好不好?

同学:不好。

总理:这是不健全的党风,这是王明搞的那一套,从苏联学来的,以后安子文也是这样,这是很不健康的党风,主席很反对。

同学:有人不但汇报自己,还汇报别人。

总理:这是全国性很大的问题,一定要纠正。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些材料是运动初期搞的,错误地对同学搞左中右排队,有的还搞了名单,欺骗一部分同学检举另一部分同学,这是错误的。不把名单公布,只有好处,不致增加同学中的对立,不致引起同学斗同学,群众斗群众。这个问题,经过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较好。周恩来在12月13日凌晨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中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以后不要再公布黑名单了,这不是一种好作风,这是一种小动作,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张一火了之。我以45年的党龄和我经过党内痛苦的经验告诉你们,这样做对党不利,彭罗陆杨就是使用过这种作风,这是不好的。

陶铸11月12日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讲话说:(谈到档案问题时)我们党有些不好的作风没有去掉,我参加革命四十年,还没有解决。工作组来时就排队摸底整材料。这由来已久,过去教条主义从苏联带来的,是特务作风!要破四旧!毛主席最反对这一套!过去搞档案是苏联的,只看缺点,一句话一个字就记下来,日积月累,问题就大了,什么排队、鉴定、思想动态,思想分析都是错误的!有人讲错几句话,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规规矩矩,不声不响但确是保守的。中央想把这个东西彻底改变,把旧东西统统搞掉,把过去的坏东西统统搞掉!

可见当年文革也是要革中共自己老作风、旧习惯的命。这无论如何来说都是一种进步。

其实一直到1967年一月份,周恩来还在帮助群众解决黑材料问题,可见这个问题被保守派抵制的成都和群众的重视程度。

抢黑材料运动是文革造反群众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解放了别人,因为抢出来的黑材料不只是他们自己的,还有很多别人的。比如四川抢出来的黑材料里就有一部分是中学生的。试想,如果这些中学生后来背着这些黑材料走入社会,会是什么状况?

童小溪在书中对抢黑材料运动有一个总结,比较正面。

從以上叙述,我們能瞭解到,造反派搶黑材料的運動,已經從反對個人迫害、爭取自己平反,發展成爲既解放自己、也解放別人,從而追求集體解放、普遍解放的正義事業,這也說明了爲什麽在 1966 年到 1967 年的一段時間裏,人民群衆的政治熱情極度高漲,全社會都陶醉在巴黎公社改天換地的動人想像和浪漫主義氣氛之中。

其实,抢黑材料运动也暴露出文革的一个致命问题,即无政府倾向。虽然中央的权威还在,但地方政府威信已荡然无存。再就是造反群众与军队发生了严重冲突,因为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档案资料藏在军事机关里和公安局里,而地方政府又要求军队派兵保卫重要机关,如公安局。这就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战士推向了对立。没有权威的统计,但从各地的零星报道里可以推测,文革中为保卫政府机关和档案,很多解放军战士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