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陀同学被恩师别林斯基拉入共产主义小组，时不时开个小密会，其实他对共产主义没有多少好感，但还是感激涕淋地加入了组织——总算有人带他玩了。
两年后，在反对沙皇的一次秘密集会上，一群宪兵闯入，逮捕了参会的15位年轻人——小陀是其中之一。
小陀曾在聚会上朗诵过别林斯基的一封信《致果戈里》，稀里糊涂被定了叛国罪，沙皇亲笔书写判决书: “罪孽的报应就是死！”下令统统枪决！
彼时，小陀只有28岁，尚未娶妻生子，准确的说，还没尝过恋爱的滋味，就不得不与这个世界挥手拜拜了。
殊不知，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位恶作剧高手。
12月的一个早晨，15位死刑犯被押上广场的行刑台，分别绑在15根柱子上，“预备、瞄准”，鼓声隆隆，长枪上了子弹，枪口缓缓抬起——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名信使策马驰来，奋力挥舞着沙皇的缓刑令，高喊：“枪下留人！”
信使宣布，沙皇大慈大悲，他们被改判西伯利亚服苦役八年。
当场有人跪了下来，喊着：“沙皇万岁！”小陀则癫痫大发作，倒地抽搐，不省人事。
前往西伯利亚这个苦寒之地，一路死神护送，用饥寒与疾病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犯人。小陀蹒跚着夹在队伍里，随身带着他自选的护身符——一本《圣经》。
现在有证据表明，是小陀的哥哥出卖了他——他被捕的那次聚会是他哥哥告发的，并因此领了政府的赏金。
命运女神暗中又捅了小陀同学一刀子，这一刀足以致命。所幸的是，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许是出于羞愧，在弟弟西伯利亚服苦役期间，哥哥与他断绝了通信。
小托服了四年苦役（他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当上了宪兵，恢复自由后第一时间给哥哥写信。信中说: 哥哥，我很想你，临终前我唯一牵挂的人就是哥哥。
小陀45岁那年，哥哥去世，丢下孤儿寡母，他主动承担起抚养他们的责任，连同哥哥生前的全部债务。
人类社会的评判标准是这样的: 冷酷自私狠毒的人，是正常人，顶着人生赢家的光环备受仰慕；敏感脆弱善良的人，是病人，是被精神类药物控制的废物。
一眼望不到边的西伯利亚，冬天零下几十度。小陀同学举目无亲，生命中所有的慰藉都已暗淡，所有的依赖都已失去，唯一不会抛弃他的，是各种病痛的折磨，尤其是癫痫，隔三岔五地来光顾他。
小陀在日记中描写自己癫痫发作的感受：“在这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灿烂的火花，我对生命的感觉和自我意识几乎增加十倍，我的智慧和心灵都照耀着不寻常的光亮，我的一切激动，一切不安，一切疑惑，一下子都平复了，他们融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为了这一瞬，我可以将整个生命献出去。”
显然，癫痫病的发作能让他瞬间释放压力，享受到难得的轻松愉悦，就像割腕成瘾一样，成为他生活中的期盼，成为他创作时的源泉。
服苦役的漫漫四年里，小陀每天与杀人犯和强盗睡在一个通铺上。
在这期间，他见识到了人性中最残暴最阴暗的一面。让他毛骨悚然的是那些杀人犯，一闲下来就洋洋得意地描述自己杀人的细节，没有丝毫的恐惧，没有丝毫的愧疚。
这是人吗？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陀同学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
蜷缩在阴暗角落里的那个小孩睁大了眼睛，瑟瑟发抖却又抑制不住地激动，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英雄”，他的身影在慢慢变大。
这时候，命运女神似乎有些心软，给了小陀同学一抹惨淡的阳光。
当宪兵期间，小陀认识了一个酒鬼，酒鬼老婆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却主动帮小陀洗衣做饭，激起小陀的无限同情和感动。
酒鬼死后，两个人结婚了。洞房花烛夜，小陀的癫痫病大发作，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婚后，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所犯的致命错误——将他们结合起来的不是爱情，而是怜悯，好像两个溺水的人凑巧抓住了对方。体质和性格的相似使这段婚姻变成无穷无尽的相互折磨。
充军归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37岁了。重新投入创作的他，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过去判若两人。
流放之前的小陀有着掩饰不住的胆怯谦卑，对他人的善意满怀感激和感动，渴望被关怀被接纳，具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
流放回来的陀氏，身上更多的是阴冷、无畏乃至无耻，他本能地想抓住宗教这唯一的救赎，又带着恶意和挑衅的态度质疑和批判宗教。
43岁时写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理解陀氏的一把钥匙。
读这部小说，我简直难以想象，这是小说吗？！
小说第一句就是，“我是个四十岁的单身汉，小公务员，拿到8千卢布遗产后立刻辞职，隐居在彼得堡的一个公寓里。”
托氏的反社会人格以“地下人”的面貌阴沉着脸登场，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跟想象中的读者愤怒地辩论，时而解释，时而嘲讽，恨得要死，气得发狂，恶意满满。
“由于我无限的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比如，我恨透了自己的这张脸，认为我面目可憎，我甚至怀疑在我的这幅尊容上有着某种下流无耻的表情。因此每次去上班，却痛苦地竭力装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走在街上，我不停地给军官、太太们让路，只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闪的寒碜与鄙俗，心里一阵阵绞痛，一种持续不断的、难以忍受的屈辱感油然而生，我在他们面前不过是只苍蝇，一只可恶而卑劣的苍蝇，它的脑子比所有人都聪明，思想比所有人都发达，举止比所有人都高雅，但这苍蝇又要不断地给人让路，所有人都可以损害他，所有人都可以侮辱他。”
地下人发出愤怒的抗议: 别人都在折磨我！其实只是他的想当然，但却激发地下人做出真正的充满敌意的行为。
“我恨透了办公室里所有的人，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几乎永远都能做到这一点。做了坏事后，回到栖身之所，我强烈地意识到：瞧，今天我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这时我竟感到一种隐秘的、不寻常的、卑劣的、莫大的乐趣！”
托氏的这个反社会人格，在接下来的小说《罪与罚》中，化身为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退学的他宅在棺材一样的阁楼里，用斧头砍死了两个跟他不相干的人——在想象中——蜷缩在角落里的小男孩站了起来，印在墙上的身影高大而扭曲，令人心惊胆寒。
多重人格者的故事——反社会人格
阿芒晒太阳 (2026-05-20 03:09:39) 评论 (0) 小陀同学被恩师别林斯基拉入共产主义小组，时不时开个小密会，其实他对共产主义没有多少好感，但还是感激涕淋地加入了组织——总算有人带他玩了。
两年后，在反对沙皇的一次秘密集会上，一群宪兵闯入，逮捕了参会的15位年轻人——小陀是其中之一。
小陀曾在聚会上朗诵过别林斯基的一封信《致果戈里》，稀里糊涂被定了叛国罪，沙皇亲笔书写判决书: “罪孽的报应就是死！”下令统统枪决！
彼时，小陀只有28岁，尚未娶妻生子，准确的说，还没尝过恋爱的滋味，就不得不与这个世界挥手拜拜了。
殊不知，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位恶作剧高手。
12月的一个早晨，15位死刑犯被押上广场的行刑台，分别绑在15根柱子上，“预备、瞄准”，鼓声隆隆，长枪上了子弹，枪口缓缓抬起——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名信使策马驰来，奋力挥舞着沙皇的缓刑令，高喊：“枪下留人！”
信使宣布，沙皇大慈大悲，他们被改判西伯利亚服苦役八年。
当场有人跪了下来，喊着：“沙皇万岁！”小陀则癫痫大发作，倒地抽搐，不省人事。
前往西伯利亚这个苦寒之地，一路死神护送，用饥寒与疾病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犯人。小陀蹒跚着夹在队伍里，随身带着他自选的护身符——一本《圣经》。
现在有证据表明，是小陀的哥哥出卖了他——他被捕的那次聚会是他哥哥告发的，并因此领了政府的赏金。
命运女神暗中又捅了小陀同学一刀子，这一刀足以致命。所幸的是，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许是出于羞愧，在弟弟西伯利亚服苦役期间，哥哥与他断绝了通信。
小托服了四年苦役（他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当上了宪兵，恢复自由后第一时间给哥哥写信。信中说: 哥哥，我很想你，临终前我唯一牵挂的人就是哥哥。
小陀45岁那年，哥哥去世，丢下孤儿寡母，他主动承担起抚养他们的责任，连同哥哥生前的全部债务。
人类社会的评判标准是这样的: 冷酷自私狠毒的人，是正常人，顶着人生赢家的光环备受仰慕；敏感脆弱善良的人，是病人，是被精神类药物控制的废物。
一眼望不到边的西伯利亚，冬天零下几十度。小陀同学举目无亲，生命中所有的慰藉都已暗淡，所有的依赖都已失去，唯一不会抛弃他的，是各种病痛的折磨，尤其是癫痫，隔三岔五地来光顾他。
小陀在日记中描写自己癫痫发作的感受：“在这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灿烂的火花，我对生命的感觉和自我意识几乎增加十倍，我的智慧和心灵都照耀着不寻常的光亮，我的一切激动，一切不安，一切疑惑，一下子都平复了，他们融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为了这一瞬，我可以将整个生命献出去。”
显然，癫痫病的发作能让他瞬间释放压力，享受到难得的轻松愉悦，就像割腕成瘾一样，成为他生活中的期盼，成为他创作时的源泉。
服苦役的漫漫四年里，小陀每天与杀人犯和强盗睡在一个通铺上。
在这期间，他见识到了人性中最残暴最阴暗的一面。让他毛骨悚然的是那些杀人犯，一闲下来就洋洋得意地描述自己杀人的细节，没有丝毫的恐惧，没有丝毫的愧疚。
这是人吗？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陀同学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
蜷缩在阴暗角落里的那个小孩睁大了眼睛，瑟瑟发抖却又抑制不住地激动，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英雄”，他的身影在慢慢变大。
这时候，命运女神似乎有些心软，给了小陀同学一抹惨淡的阳光。
当宪兵期间，小陀认识了一个酒鬼，酒鬼老婆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却主动帮小陀洗衣做饭，激起小陀的无限同情和感动。
酒鬼死后，两个人结婚了。洞房花烛夜，小陀的癫痫病大发作，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婚后，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所犯的致命错误——将他们结合起来的不是爱情，而是怜悯，好像两个溺水的人凑巧抓住了对方。体质和性格的相似使这段婚姻变成无穷无尽的相互折磨。
充军归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37岁了。重新投入创作的他，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过去判若两人。
流放之前的小陀有着掩饰不住的胆怯谦卑，对他人的善意满怀感激和感动，渴望被关怀被接纳，具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
流放回来的陀氏，身上更多的是阴冷、无畏乃至无耻，他本能地想抓住宗教这唯一的救赎，又带着恶意和挑衅的态度质疑和批判宗教。
43岁时写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理解陀氏的一把钥匙。
读这部小说，我简直难以想象，这是小说吗？！
小说第一句就是，“我是个四十岁的单身汉，小公务员，拿到8千卢布遗产后立刻辞职，隐居在彼得堡的一个公寓里。”
托氏的反社会人格以“地下人”的面貌阴沉着脸登场，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跟想象中的读者愤怒地辩论，时而解释，时而嘲讽，恨得要死，气得发狂，恶意满满。
“由于我无限的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比如，我恨透了自己的这张脸，认为我面目可憎，我甚至怀疑在我的这幅尊容上有着某种下流无耻的表情。因此每次去上班，却痛苦地竭力装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走在街上，我不停地给军官、太太们让路，只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闪的寒碜与鄙俗，心里一阵阵绞痛，一种持续不断的、难以忍受的屈辱感油然而生，我在他们面前不过是只苍蝇，一只可恶而卑劣的苍蝇，它的脑子比所有人都聪明，思想比所有人都发达，举止比所有人都高雅，但这苍蝇又要不断地给人让路，所有人都可以损害他，所有人都可以侮辱他。”
地下人发出愤怒的抗议: 别人都在折磨我！其实只是他的想当然，但却激发地下人做出真正的充满敌意的行为。
“我恨透了办公室里所有的人，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几乎永远都能做到这一点。做了坏事后，回到栖身之所，我强烈地意识到：瞧，今天我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这时我竟感到一种隐秘的、不寻常的、卑劣的、莫大的乐趣！”
托氏的这个反社会人格，在接下来的小说《罪与罚》中，化身为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退学的他宅在棺材一样的阁楼里，用斧头砍死了两个跟他不相干的人——在想象中——蜷缩在角落里的小男孩站了起来，印在墙上的身影高大而扭曲，令人心惊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