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则医学方面的新闻。耶鲁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 Craig Crews，参与研发的一种乳腺癌新药，刚刚获得美国 FDA 的批准，很快就会正式上市。
其实这款药并不是耶鲁大学自己生产的，而是由Crews 教授参与创办的生物科技公司 Arvinas 推出的。只是后来这家公司又和 Pfizer 合作，共同完成了后期药品开发和商业化。
新推出的药物名字叫 Veppanu，主要针对一种特殊类型的晚期乳腺癌：ER阳性、HER2阴性，而且带有 ESR1 基因突变的患者。对于很多已经对传统内分泌治疗产生耐药性的病人来说，它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
这种药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背后的技术思路。过去很多抗癌药，更像是“堵住”癌细胞里的某个蛋白，让它停止工作；但 Crews 教授研究的 PROTACs (PROteolysis TArgeting Chimera) 技术，思路完全不同。它不是“阻止”坏的蛋白，而是直接把有问题的蛋白送进细胞内部的“垃圾处理系统”里彻底降解掉。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修理零件，而是把坏零件整个拆掉。
而这次获批的药物，也是全球第一个真正获得 FDA 批准上市的 PROTAC 类药物。对于医学界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新药，更像是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终于被证明能够真正走通。而且这套技术已经在影响十几个制药公司，期待采取同样的方法研究和制取新药。
不过，说实话，真正让我感兴趣的，还不是这种药本身，而是美国大学实验室成果如何转化为药品的那套运作机制。
一个大学教授，居然能够把自己实验室里的研究，最后变成真正进入市场的药物。这种事情，在美国其实相当普遍。我在美国的这些年，一直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越是在大学聚集的地方，各种高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也会特别多。大学和产业之间，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
比如麻州的波士顿和剑桥地区，简直就是全球生物科技产业的大本营。哈佛和 MIT 周围，聚集了大量制药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很多公司最初其实都只是教授实验室里的一个科研项目。像 Moderna，背后就和哈佛、MIT 的 mRNA 研究关系极深。疫情期间全球著名的新冠疫苗，就是它最重要的产品。还有 Biogen，早年也是 MIT 和哈佛科学家参与创办的，在阿尔茨海默症、多发性硬化症等领域都很有影响力。
加州那边也是如此。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加州理工周围，同样聚集了大量生物科技公司。像 Genentech，几乎定义了整个现代生物科技产业，它的 Avastin、Herceptin 等抗癌药，改变了很多癌症治疗方式。
而耶鲁其实也有非常经典的案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著名的罕见病药厂 Alexion Pharmaceuticals，最早也是从耶鲁相关研究发展出来的。它的核心人物之一 Leonard Bell，本身就曾是耶鲁医学院的教授。
Alexion 最著名的药物叫Soliris （eculizumab），主要治疗一种非常罕见但致命的疾病，叫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以及一种罕见的补体系统疾病。全球患者人数其实并不多，但这种病过去几乎无药可治，而 Soliris 能明显延长病人的生命。
当然，这种药也以“天价”闻名。早些年，Soliris 一年的治疗费用，据说高达几十万美元，长期被认为是全球最昂贵的药物之一。也正因为如此，Alexion 后来成长为一家市值巨大的生物科技公司，最终甚至被 AstraZeneca 以大约390亿美元收购。
很多人可能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这些研究是在大学实验室里完成的，那么利润到底怎么分？大学和教授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美国大学对此其实有非常成熟的一整套制度。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教授是在大学实验室里完成研究，那么知识产权（IP）通常并不属于教授个人，而是属于大学。大学会通过技术转让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帮助申请专利，然后再把专利授权（license）给教授创办的公司。
公司未来如果产品成功，就要向大学支付：专利授权费（licensing fees），销售提成（royalties），阶段性付款（milestone payments），有时还有股票（equity）。与此同时，教授本人通常也会持有公司的创始股份（founder shares）。也就是说，大学和教授其实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共同受益。
至于具体比例，各大学不完全一样，但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公开规则。以耶鲁为例，专利收入通常会在发明人（教授）、发明人所在院系及学校中央科研基金之间分配。
很多美国大学早期采用的比例，大致是发明人能拿到净收益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学校前期甚至给到40%-50%。之后会随着金额巨大，再逐步递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药物真的变成 blockbuster drug（重磅药物），教授个人的收益往往是非常可观的。但更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其实来自公司股份。
因为教授通常会以科学创始人（scientific founder）的身份持股。如果公司上市或者被大药厂收购，这部分股票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专利分成。
当然，美国大学对此也有严格的利益冲突管理。教授必须公开申报：自己持有哪些公司股份，是否担任顾问，每周花多少时间参与公司，是否影响教学和科研。很多教授长期保持双重身份，白天还是大学教授，晚上则是创业公司的科学创始人。但也有人后来干脆离开大学，专心经营公司。美国社会对此总体是比较接受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如果科研能够真正改变现实世界，那么商业化本身并不是坏事。
甚至可以说，美国顶尖大学本身，就已经不只是“学校”，而更像一种创新孵化器，发动机。它们不仅培养学生，还持续不断地产生：新技术，新公司，新药物和新产业。而这些成果，又反过来给大学带来巨额资金、声望和新的科研资源。
相比之下，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在学习这种模式。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周围，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大学衍生企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领域。
但整体来说，美国的生态仍然更加成熟。因为它后面还有完整的风险投资体系、成熟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愿意长期烧钱等待结果的资本市场。
最重要的是，美国社会似乎比较能够接受一件事：大学教授不仅可以写论文，也可以创业赚钱。而这种机制最大的意义，其实还不只是“赚钱”。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公司，很多实验室里的发现，很可能永远只停留在论文上。真正把一种药从实验室推进到临床试验，再一路走到 FDA 批准，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和几十亿美元投入。单靠大学研究经费，根本不可能完成。
所以很多时候，公司并不是在“污染科研”，反而是科研真正进入现实世界的一座桥梁。最后真正受益的，其实不仅是教授，也不仅是大学，而是那些真正需要这些药物的病人。
Crews 教授最初在耶鲁实验室里提出 PROTAC 概念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它真的会变成一种进入医院的癌症药物。而这种从实验室到现实世界的漫长转化，也许恰恰体现了现代大学最有力量的一面：它不仅传授知识，还能够把知识真正转化为改变现实世界的东西。
2026.5.24 于美国
一种“乳腺癌新药”，是怎样从大学“实验室”走向市场的
远远的雾 (2026-05-24 05:32:04) 评论 (0)最近看到一则医学方面的新闻。耶鲁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 Craig Crews，参与研发的一种乳腺癌新药，刚刚获得美国 FDA 的批准，很快就会正式上市。
其实这款药并不是耶鲁大学自己生产的，而是由Crews 教授参与创办的生物科技公司 Arvinas 推出的。只是后来这家公司又和 Pfizer 合作，共同完成了后期药品开发和商业化。
新推出的药物名字叫 Veppanu，主要针对一种特殊类型的晚期乳腺癌：ER阳性、HER2阴性，而且带有 ESR1 基因突变的患者。对于很多已经对传统内分泌治疗产生耐药性的病人来说，它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
这种药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背后的技术思路。过去很多抗癌药，更像是“堵住”癌细胞里的某个蛋白，让它停止工作；但 Crews 教授研究的 PROTACs (PROteolysis TArgeting Chimera) 技术，思路完全不同。它不是“阻止”坏的蛋白，而是直接把有问题的蛋白送进细胞内部的“垃圾处理系统”里彻底降解掉。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修理零件，而是把坏零件整个拆掉。
而这次获批的药物，也是全球第一个真正获得 FDA 批准上市的 PROTAC 类药物。对于医学界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新药，更像是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终于被证明能够真正走通。而且这套技术已经在影响十几个制药公司，期待采取同样的方法研究和制取新药。
不过，说实话，真正让我感兴趣的，还不是这种药本身，而是美国大学实验室成果如何转化为药品的那套运作机制。
一个大学教授，居然能够把自己实验室里的研究，最后变成真正进入市场的药物。这种事情，在美国其实相当普遍。我在美国的这些年，一直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越是在大学聚集的地方，各种高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也会特别多。大学和产业之间，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
比如麻州的波士顿和剑桥地区，简直就是全球生物科技产业的大本营。哈佛和 MIT 周围，聚集了大量制药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很多公司最初其实都只是教授实验室里的一个科研项目。像 Moderna，背后就和哈佛、MIT 的 mRNA 研究关系极深。疫情期间全球著名的新冠疫苗，就是它最重要的产品。还有 Biogen，早年也是 MIT 和哈佛科学家参与创办的，在阿尔茨海默症、多发性硬化症等领域都很有影响力。
加州那边也是如此。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加州理工周围，同样聚集了大量生物科技公司。像 Genentech，几乎定义了整个现代生物科技产业，它的 Avastin、Herceptin 等抗癌药，改变了很多癌症治疗方式。
而耶鲁其实也有非常经典的案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著名的罕见病药厂 Alexion Pharmaceuticals，最早也是从耶鲁相关研究发展出来的。它的核心人物之一 Leonard Bell，本身就曾是耶鲁医学院的教授。
Alexion 最著名的药物叫Soliris （eculizumab），主要治疗一种非常罕见但致命的疾病，叫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以及一种罕见的补体系统疾病。全球患者人数其实并不多，但这种病过去几乎无药可治，而 Soliris 能明显延长病人的生命。
当然，这种药也以“天价”闻名。早些年，Soliris 一年的治疗费用，据说高达几十万美元，长期被认为是全球最昂贵的药物之一。也正因为如此，Alexion 后来成长为一家市值巨大的生物科技公司，最终甚至被 AstraZeneca 以大约390亿美元收购。
很多人可能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这些研究是在大学实验室里完成的，那么利润到底怎么分？大学和教授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美国大学对此其实有非常成熟的一整套制度。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教授是在大学实验室里完成研究，那么知识产权（IP）通常并不属于教授个人，而是属于大学。大学会通过技术转让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帮助申请专利，然后再把专利授权（license）给教授创办的公司。
公司未来如果产品成功，就要向大学支付：专利授权费（licensing fees），销售提成（royalties），阶段性付款（milestone payments），有时还有股票（equity）。与此同时，教授本人通常也会持有公司的创始股份（founder shares）。也就是说，大学和教授其实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共同受益。
至于具体比例，各大学不完全一样，但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公开规则。以耶鲁为例，专利收入通常会在发明人（教授）、发明人所在院系及学校中央科研基金之间分配。
很多美国大学早期采用的比例，大致是发明人能拿到净收益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学校前期甚至给到40%-50%。之后会随着金额巨大，再逐步递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药物真的变成 blockbuster drug（重磅药物），教授个人的收益往往是非常可观的。但更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其实来自公司股份。
因为教授通常会以科学创始人（scientific founder）的身份持股。如果公司上市或者被大药厂收购，这部分股票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专利分成。
当然，美国大学对此也有严格的利益冲突管理。教授必须公开申报：自己持有哪些公司股份，是否担任顾问，每周花多少时间参与公司，是否影响教学和科研。很多教授长期保持双重身份，白天还是大学教授，晚上则是创业公司的科学创始人。但也有人后来干脆离开大学，专心经营公司。美国社会对此总体是比较接受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如果科研能够真正改变现实世界，那么商业化本身并不是坏事。
甚至可以说，美国顶尖大学本身，就已经不只是“学校”，而更像一种创新孵化器，发动机。它们不仅培养学生，还持续不断地产生：新技术，新公司，新药物和新产业。而这些成果，又反过来给大学带来巨额资金、声望和新的科研资源。
相比之下，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在学习这种模式。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周围，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大学衍生企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领域。
但整体来说，美国的生态仍然更加成熟。因为它后面还有完整的风险投资体系、成熟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愿意长期烧钱等待结果的资本市场。
最重要的是，美国社会似乎比较能够接受一件事：大学教授不仅可以写论文，也可以创业赚钱。而这种机制最大的意义，其实还不只是“赚钱”。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公司，很多实验室里的发现，很可能永远只停留在论文上。真正把一种药从实验室推进到临床试验，再一路走到 FDA 批准，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和几十亿美元投入。单靠大学研究经费，根本不可能完成。
所以很多时候，公司并不是在“污染科研”，反而是科研真正进入现实世界的一座桥梁。最后真正受益的，其实不仅是教授，也不仅是大学，而是那些真正需要这些药物的病人。
Crews 教授最初在耶鲁实验室里提出 PROTAC 概念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它真的会变成一种进入医院的癌症药物。而这种从实验室到现实世界的漫长转化，也许恰恰体现了现代大学最有力量的一面：它不仅传授知识，还能够把知识真正转化为改变现实世界的东西。
2026.5.24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