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灵兮

《主角》热播之后，几乎刷遍了整个影视圈，就连我这个很多年不追电视剧的人，也忍不住入坑了。

看到胡三元因事故入狱，看到胡彩香仗义救孤，看到米兰从“B角”，一步一步熬成能够独当一面的“A角”，最终在舞台上唱起《洪湖赤卫队》时，台上的飒爽与光彩，和小院里胡彩香的失落和悲伤都让人叹息。也看见新生代再次重复着追逐主角的剧本，楚嘉禾对“喂猪丫头”易青娥最初的轻蔑与偏见——那种傲慢，何止实在戏团，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不陌生。

《主角》中的那群老艺人们在文革时期，他们不能再唱旧戏。有人去看门，有人去做厨子，有人成了四处游荡的闲人。可真正刻进骨子里的热爱，却从来没有熄灭过。阁楼里偷偷哼唱的戏腔，深夜无人时反复练习的身段，最后都化成了倾注在易青娥身上的心血。

白天，易青娥烧火做饭、喂猪打杂；晚上，就跟着师父们一遍遍苦练基本功。几年下来，她的功底扎实得惊人，一登台便声名鹊起。可那份荣耀背后，其实浇灌着老艺人们半生的苦水、不甘与执念。

《主角》最残酷的地方，还在于它写透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同命不同路”的落差。同样是剧团里的孩子，同样的年纪，易青娥一边做伙房丫头，一边却成了舞台主角；而另一边的楚嘉禾，按部就班地学戏，跟着二流师父练二流剧目，功夫没少下，时间没少花，却始终得不到结果。那种“既生瑜，何生亮”的嫉妒与不甘，太真实了。别说十八九岁的孩子，就算是成年人，也未必承受得住。



“电视剧已经很好看了，但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读原著。” 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这样说，“毕竟，《主角》是茅盾文学奖作品，很多东西，电视剧根本拍不出来。”

于是我去找到了原著，开车的路上随手点开的，恰好是易青娥成名后当上政协委员的那一段。电视剧里，用她在本子上画漫画、写拼音这些小细节，来表现她面对政治生活时的茫然。

而小说中的描写则更具体——原本，易青娥全部的心思都在练功上。那些会议、讲话、政治术语，对她来说像天书一样。轮到她发言时，她只会掩着嘴傻笑；别人让她唱戏，她倒是立刻会唱，结果又被批评“政治会议上唱戏不严肃”。陈彦把一个纯粹艺术家被突然拉进政治体系后的荒诞、局促与失语，写得入木三分。

而更让我震撼的，还是豹子沟老村的那场雨戏。这段情节在电视剧中被彻底忽略……县剧团下乡巡演时，经常要配合各种“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因为只有唱戏，才能把平时散落乡间的农民聚到一起，乡里县里的领导才能借机讲话、表彰、宣传，教大家什么叫“商业交换意识”。其中很多细节，荒诞得让人发笑。

比如领导拿着“三百一十七条腊肉”举例，教农民怎样把家里的值钱东西换成钱。前台领导讲得滔滔不绝，后台演员却早已画好妆、戴好头套，在闷热后台一遍遍苦等，头套松了又戴、戴了又松，辛苦得不成样子。

后来剧团翻山越岭，去了一个偏僻山村演出。七十多户村民几乎全来了。等领导终于讲完话，好不容易开戏，偏偏演到一半，又下起了暴雨。其实按照戏班规矩，易青娥是完全可以“邀戏”的。所谓“邀戏”，就是碰上天气恶劣、观众不多、招待不好时，主角和司鼓可以悄悄删减一些不重要的段落，只保留主干情节。

只要不是老戏迷，普通观众根本听不出来。那时候剧团早已疲惫不堪，豹子沟又偏又穷，大雨倾盆，所有人都觉得有足够理由“邀戏”。一切，其实只在主角一个手势之间。

可易青娥没有。她望着雨里那些始终不肯离开的乡亲，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跑十几里山路去看戏的经历。哪怕下雪下雨，脚冻得像发面馍一样，也还是怕戏太短。

因为：“戏完了，唱戏的人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



于是她硬是咬着牙，把整出戏完完整整撑了下来。那天的舞台，篷布漏雨，雨水一股股往台上灌，土台子被冲得溜滑。很多演员都摔倒了，有些高难度动作也删掉了。可易青娥即使滑倒，依然坚持完成导演原本设计的动作。

台下的观众，就在暴雨里不断给她鼓掌、喊好，直到最后一个动作结束。豹子沟不过七十多户人家，加上邻村，也不过两百来观众。可那场大雨中的掌声与呐喊，却几乎影响了易青娥的一生。

她第一次真正明白：唱戏，是不能偷懒的。

人也许能在偷懒里得到一点轻松，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甚至丢掉一生里最珍贵的记忆。

那一天，她第一次得到观众披上的“大红被面子”。而那床被面子，竟是老村主任给儿子娶媳妇准备的。老人心甘情愿地把它披在易青娥身上，说：“我一辈子没看过这么好的戏，也没见过这样认真的演员……”

《主角》写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乡村少女如何逆袭成名的故事，而是一个人如何在漫长岁月里，被艺术反复打磨，被苦难不断淬炼，最后生出一种近乎虔诚的“戏德”。

所谓主角，也从来不只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人。舞台中央的位置永远是流动的。真正能够站上去的人，未必只是因为天赋、美貌或运气。

更多时候，是因为她愿意在无人注视的时候，依然不肯敷衍自己的艺术。因为荣耀终究短暂。可一个人对技艺的敬畏、对观众的真诚、对良心的坚持，才会真正留下来，成为聚光灯永远不灭的质感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