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两种主要模式。左派的大一统皇帝统治奴隶，加皇帝爪牙的官僚军警体制。和右派分裂封邦建国，诸侯林立互相竞争和制衡的工商为先的体制。
其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是该文明地区的地理环境条件，另一方面是该文明圈内人类的平均素质水平。
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水平。而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人类分工合作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工商业水平。每一个工商业团体，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因为某种生产关系的合作才攒到一起的。原则上说内部或许有种种矛盾，但是总体上还是一致对外的。因为大家合作的基础就是合则两利，分则两亏。如果分了更赚，那就一定合不下去了。能够合下去就一定是都有赚才行。简单来说就是不管内部分配如何，互相顺不顺眼，一起生产做事就自然是利益共同体。
工商利益共同体又自然形成诸侯割据社会。因为在更大社会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厂商，都有自己自然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间又有跨地区，跨行业的进一步合作，也要相互竞争，或者客户和供给关系的矛盾和相互依赖。进一步构成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层层叠叠，就是天然的诸侯体系。
诸侯体系是一个层峦叠嶂，大小相制的多维网状体系。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领主，作坊主，到每一个诸侯，每一个共同体极其法人代表，都是这个网状世界中的节点。每一个节点是不一样的，不平等的。却也是独特的，多维联系和多维平衡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不绝对依附于另外一个个体。这种体系的现代版，就是现代民主制度。
民主不是天赋人权。而是要有足够的公民，能够理智地，有能力地，有武力地，选择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意见，捍卫自己的意见，实施自己的意见。就如能立法，更要能执法。能投票，也可以投钱投枪。才真正算是有民主。民主就是诸侯微型化。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没有有自立自律自卫自强的意识和能力，那么诸侯体系就建立不起来。而皇帝体系必然成为主流。就如不可能把民主和人权赋予牲畜一样。权利是无法赋予的，只能是自己争取的。牲畜只能被照耀成宠物，绝对成不了主人。人民如果不能自主合作，博弈制衡，就只能有强制捏合的假共同体。也就是奴隶制大一统政府。就如羊群在一起是牧羊人的意志一样。
大部分人费拉的另一表现就是能人稀少。能够组织和研发新的生产技术和流程的人稀少。社会的组织关系就无法通过不断做大蛋糕，来把人们聚合到一起。而人追求生存利益的本性又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不能从自然获取更多的回报，就只能在已有的利益上撕咬争抢。
也就是说，工商文明体系下，投入产出比是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诸侯的地位取决于能否带领自己的共同体向前进。但是如果增长幅度过低，诸侯的地位就建立在对下盘剥之上了。而且费拉民众还缺少制衡领主的能力。诸侯就从领头拉车的英雄，变成了赶车的豪强。小民自己无力制衡豪强，怎么办？只能以夷制夷，以豪强制衡豪强。而最大的豪强自然就是皇帝。所以历史故事在西方，总是诸侯克制了荒诞的国王。而在东方却是英明的皇帝派出英雄的钦差，铲除了鱼肉乡里的豪强。
故事背后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如果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剿灭诸侯大一统，自然诸侯能够轻而易举地横行霸道做土皇帝。为所欲为的背后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抵抗的虚弱。反之公爵可以不鸟国王，侯爵就可以不鸟公爵，平民就可以不鸟贵族。这就是为什么平等的体系是最不平等的。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平等的奴才奴隶，皇帝奴隶主就可以高高在上。而最不平等的体系反而是最平等的。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是不平等的。但是又都相差有限。互相有需求的，有底线的，有制衡的。犹如森林里的各种生物，都是不同的不平等的，但是各自有生存之道，也是相互的生存必须。
而科举就是最不平等的平等。科举，包括几乎所有科举以所谓公平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都没有对社会对文明贡献新的价值。没有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科举的选拔只是重新分配已有财富的规则。进士和举人所享受的社会待遇，用超国民来形容都是大大低估了的。科举的所谓阶层流动，不仅是极其虚伪的，而且是毫无价值的。它只是以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选择出享受极端不公平的人。这些人本质上就是帮助皇帝统治奴隶的官僚，分得一些奴隶的血肉。即便少数的出身就是奴隶，成为了可以吃奴隶的奴才。甚至这些人为虎作伥都是极其不合格的。除了精通一些偏门的哲学和文学，并没有学到什么公务员应有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妥妥的社会吸血鬼和寄生虫。
而工商则是最平等的不平等。找到符合社会需求的切入点，对文明进步贡献了新价值，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和份额。反之哪怕是资本雄厚，也经不住几番折腾。更不可能真正阻止弱小但是新颖的竞争者的成长。因为市场选择权终究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是行政权那样掌握在唯一的政府，唯一的皇帝手里。想象一下，如果政府服务包括收费（税收），也可以像商业产品那样货比三家，选择性购买会是怎样的体验。为什么科举制度及其蔑视和打压工商？因为极其恐惧其竞争性。
而军功在科举制度下也深受打压。以文御武也是常态。因为太容易以武犯禁，以武犯上。而诸侯制度下，骑士武士的地位明显高于文士。归根结底官僚体制是抑制竞争，讲求永远一家独大的体制。是对内分配有限蛋糕的体制。而军功起码是对外扩张，扩大乃至抢夺别人蛋糕的体制。是人类和人类的竞争。而工商则既不抢内部，也不抢外部，而是做大蛋糕的体制。是更多人类与自然的竞争。
竞争就必然有输赢。
不论是工商还是军功，最终还是要看实绩来取得相应的回报。而考试定终身，是非常脱离实绩的。或者说只注重非常窄的某些知识面在某个时间段的成绩。而社会文明进步，经济生产发展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实现千奇百怪与时共进的实绩。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公平的评估体系来准确衡量这些实绩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多方相互博弈来达到动态平衡，演进评估。
而这种永远的不确定性是绝大多数人都无力把握的。也无胆面对的。于是大多数人，尤其是费拉人口，就会要求追求一种低风险的文明秩序。具体而言就是公平。公平就是要细节可测，结果可预。有什么投入，会有相应的回报。公平就是一种恒定的方程式。天然是追求稳定，停滞的。因为活跃的发展就必然带来打破公式的新情况。
所以越是能力不足的竞争失败者，或者至少潜力有限，野心有限的，越是容易提倡或者迎合左派思想。反之越是想做大做强，敢于投入冒险的，就越容易成为右派传统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越是有工商能力的强者也就越不愿意去领导费拉人群。因为带动它们的成本太高。因为不仅越费拉合作的能力越低，而且合作的心态更缺。更具有左派无赖思维，以受害者自居来迫害别人牟利。所以也只有军政能力的左派强者愿意去领导费拉。外儒内法的左派精英本身缺乏工商创造能力。但是具备真敢忽悠，又真敢不兑现，还真敢下死手的，以流氓治无赖的手段。
所以左派大政府是左派费拉群体所盼望的理论上的合适政府，也是实际上能够整治奴役费拉的合适政府。同样右派专业化职业化群众也是只有在工商模式下才能充分发挥的，也是可以动态制衡工商精英，从而形成右派小政府模式的必要组合。并且形成正循环。
既费拉人口比例越高，大政府倾向越重，工商文明进步越受抑制，社会整体死水一潭性越沉，于是越容易培养出来无见识，无能力，无机会的费拉人口。反之，费拉人口比例越低，小政府倾向越重，工商文明进步越活跃，社会越波澜壮阔，机会越多，越容易刺激人口的多样性，进取心和阶级流动性。想费拉也难以生存。
左派皇帝官僚和右派诸侯工商
大号蚂蚁 (2026-02-20 07:20:05) 评论 (1)
其实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两种主要模式。左派的大一统皇帝统治奴隶，加皇帝爪牙的官僚军警体制。和右派分裂封邦建国，诸侯林立互相竞争和制衡的工商为先的体制。
其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是该文明地区的地理环境条件，另一方面是该文明圈内人类的平均素质水平。
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水平。而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人类分工合作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工商业水平。每一个工商业团体，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因为某种生产关系的合作才攒到一起的。原则上说内部或许有种种矛盾，但是总体上还是一致对外的。因为大家合作的基础就是合则两利，分则两亏。如果分了更赚，那就一定合不下去了。能够合下去就一定是都有赚才行。简单来说就是不管内部分配如何，互相顺不顺眼，一起生产做事就自然是利益共同体。
工商利益共同体又自然形成诸侯割据社会。因为在更大社会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厂商，都有自己自然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间又有跨地区，跨行业的进一步合作，也要相互竞争，或者客户和供给关系的矛盾和相互依赖。进一步构成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层层叠叠，就是天然的诸侯体系。
诸侯体系是一个层峦叠嶂，大小相制的多维网状体系。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领主，作坊主，到每一个诸侯，每一个共同体极其法人代表，都是这个网状世界中的节点。每一个节点是不一样的，不平等的。却也是独特的，多维联系和多维平衡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不绝对依附于另外一个个体。这种体系的现代版，就是现代民主制度。
民主不是天赋人权。而是要有足够的公民，能够理智地，有能力地，有武力地，选择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意见，捍卫自己的意见，实施自己的意见。就如能立法，更要能执法。能投票，也可以投钱投枪。才真正算是有民主。民主就是诸侯微型化。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没有有自立自律自卫自强的意识和能力，那么诸侯体系就建立不起来。而皇帝体系必然成为主流。就如不可能把民主和人权赋予牲畜一样。权利是无法赋予的，只能是自己争取的。牲畜只能被照耀成宠物，绝对成不了主人。人民如果不能自主合作，博弈制衡，就只能有强制捏合的假共同体。也就是奴隶制大一统政府。就如羊群在一起是牧羊人的意志一样。
大部分人费拉的另一表现就是能人稀少。能够组织和研发新的生产技术和流程的人稀少。社会的组织关系就无法通过不断做大蛋糕，来把人们聚合到一起。而人追求生存利益的本性又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不能从自然获取更多的回报，就只能在已有的利益上撕咬争抢。
也就是说，工商文明体系下，投入产出比是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诸侯的地位取决于能否带领自己的共同体向前进。但是如果增长幅度过低，诸侯的地位就建立在对下盘剥之上了。而且费拉民众还缺少制衡领主的能力。诸侯就从领头拉车的英雄，变成了赶车的豪强。小民自己无力制衡豪强，怎么办？只能以夷制夷，以豪强制衡豪强。而最大的豪强自然就是皇帝。所以历史故事在西方，总是诸侯克制了荒诞的国王。而在东方却是英明的皇帝派出英雄的钦差，铲除了鱼肉乡里的豪强。
故事背后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如果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剿灭诸侯大一统，自然诸侯能够轻而易举地横行霸道做土皇帝。为所欲为的背后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抵抗的虚弱。反之公爵可以不鸟国王，侯爵就可以不鸟公爵，平民就可以不鸟贵族。这就是为什么平等的体系是最不平等的。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平等的奴才奴隶，皇帝奴隶主就可以高高在上。而最不平等的体系反而是最平等的。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是不平等的。但是又都相差有限。互相有需求的，有底线的，有制衡的。犹如森林里的各种生物，都是不同的不平等的，但是各自有生存之道，也是相互的生存必须。
而科举就是最不平等的平等。科举，包括几乎所有科举以所谓公平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都没有对社会对文明贡献新的价值。没有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科举的选拔只是重新分配已有财富的规则。进士和举人所享受的社会待遇，用超国民来形容都是大大低估了的。科举的所谓阶层流动，不仅是极其虚伪的，而且是毫无价值的。它只是以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选择出享受极端不公平的人。这些人本质上就是帮助皇帝统治奴隶的官僚，分得一些奴隶的血肉。即便少数的出身就是奴隶，成为了可以吃奴隶的奴才。甚至这些人为虎作伥都是极其不合格的。除了精通一些偏门的哲学和文学，并没有学到什么公务员应有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妥妥的社会吸血鬼和寄生虫。
而工商则是最平等的不平等。找到符合社会需求的切入点，对文明进步贡献了新价值，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和份额。反之哪怕是资本雄厚，也经不住几番折腾。更不可能真正阻止弱小但是新颖的竞争者的成长。因为市场选择权终究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是行政权那样掌握在唯一的政府，唯一的皇帝手里。想象一下，如果政府服务包括收费（税收），也可以像商业产品那样货比三家，选择性购买会是怎样的体验。为什么科举制度及其蔑视和打压工商？因为极其恐惧其竞争性。
而军功在科举制度下也深受打压。以文御武也是常态。因为太容易以武犯禁，以武犯上。而诸侯制度下，骑士武士的地位明显高于文士。归根结底官僚体制是抑制竞争，讲求永远一家独大的体制。是对内分配有限蛋糕的体制。而军功起码是对外扩张，扩大乃至抢夺别人蛋糕的体制。是人类和人类的竞争。而工商则既不抢内部，也不抢外部，而是做大蛋糕的体制。是更多人类与自然的竞争。
竞争就必然有输赢。
不论是工商还是军功，最终还是要看实绩来取得相应的回报。而考试定终身，是非常脱离实绩的。或者说只注重非常窄的某些知识面在某个时间段的成绩。而社会文明进步，经济生产发展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实现千奇百怪与时共进的实绩。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公平的评估体系来准确衡量这些实绩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多方相互博弈来达到动态平衡，演进评估。
而这种永远的不确定性是绝大多数人都无力把握的。也无胆面对的。于是大多数人，尤其是费拉人口，就会要求追求一种低风险的文明秩序。具体而言就是公平。公平就是要细节可测，结果可预。有什么投入，会有相应的回报。公平就是一种恒定的方程式。天然是追求稳定，停滞的。因为活跃的发展就必然带来打破公式的新情况。
所以越是能力不足的竞争失败者，或者至少潜力有限，野心有限的，越是容易提倡或者迎合左派思想。反之越是想做大做强，敢于投入冒险的，就越容易成为右派传统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越是有工商能力的强者也就越不愿意去领导费拉人群。因为带动它们的成本太高。因为不仅越费拉合作的能力越低，而且合作的心态更缺。更具有左派无赖思维，以受害者自居来迫害别人牟利。所以也只有军政能力的左派强者愿意去领导费拉。外儒内法的左派精英本身缺乏工商创造能力。但是具备真敢忽悠，又真敢不兑现，还真敢下死手的，以流氓治无赖的手段。
所以左派大政府是左派费拉群体所盼望的理论上的合适政府，也是实际上能够整治奴役费拉的合适政府。同样右派专业化职业化群众也是只有在工商模式下才能充分发挥的，也是可以动态制衡工商精英，从而形成右派小政府模式的必要组合。并且形成正循环。
既费拉人口比例越高，大政府倾向越重，工商文明进步越受抑制，社会整体死水一潭性越沉，于是越容易培养出来无见识，无能力，无机会的费拉人口。反之，费拉人口比例越低，小政府倾向越重，工商文明进步越活跃，社会越波澜壮阔，机会越多，越容易刺激人口的多样性，进取心和阶级流动性。想费拉也难以生存。
其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是该文明地区的地理环境条件，另一方面是该文明圈内人类的平均素质水平。
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水平。而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人类分工合作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工商业水平。每一个工商业团体，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因为某种生产关系的合作才攒到一起的。原则上说内部或许有种种矛盾，但是总体上还是一致对外的。因为大家合作的基础就是合则两利，分则两亏。如果分了更赚，那就一定合不下去了。能够合下去就一定是都有赚才行。简单来说就是不管内部分配如何，互相顺不顺眼，一起生产做事就自然是利益共同体。
工商利益共同体又自然形成诸侯割据社会。因为在更大社会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厂商，都有自己自然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间又有跨地区，跨行业的进一步合作，也要相互竞争，或者客户和供给关系的矛盾和相互依赖。进一步构成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层层叠叠，就是天然的诸侯体系。
诸侯体系是一个层峦叠嶂，大小相制的多维网状体系。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领主，作坊主，到每一个诸侯，每一个共同体极其法人代表，都是这个网状世界中的节点。每一个节点是不一样的，不平等的。却也是独特的，多维联系和多维平衡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不绝对依附于另外一个个体。这种体系的现代版，就是现代民主制度。
民主不是天赋人权。而是要有足够的公民，能够理智地，有能力地，有武力地，选择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意见，捍卫自己的意见，实施自己的意见。就如能立法，更要能执法。能投票，也可以投钱投枪。才真正算是有民主。民主就是诸侯微型化。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没有有自立自律自卫自强的意识和能力，那么诸侯体系就建立不起来。而皇帝体系必然成为主流。就如不可能把民主和人权赋予牲畜一样。权利是无法赋予的，只能是自己争取的。牲畜只能被照耀成宠物，绝对成不了主人。人民如果不能自主合作，博弈制衡，就只能有强制捏合的假共同体。也就是奴隶制大一统政府。就如羊群在一起是牧羊人的意志一样。
大部分人费拉的另一表现就是能人稀少。能够组织和研发新的生产技术和流程的人稀少。社会的组织关系就无法通过不断做大蛋糕，来把人们聚合到一起。而人追求生存利益的本性又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不能从自然获取更多的回报，就只能在已有的利益上撕咬争抢。
也就是说，工商文明体系下，投入产出比是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诸侯的地位取决于能否带领自己的共同体向前进。但是如果增长幅度过低，诸侯的地位就建立在对下盘剥之上了。而且费拉民众还缺少制衡领主的能力。诸侯就从领头拉车的英雄，变成了赶车的豪强。小民自己无力制衡豪强，怎么办？只能以夷制夷，以豪强制衡豪强。而最大的豪强自然就是皇帝。所以历史故事在西方，总是诸侯克制了荒诞的国王。而在东方却是英明的皇帝派出英雄的钦差，铲除了鱼肉乡里的豪强。
故事背后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如果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剿灭诸侯大一统，自然诸侯能够轻而易举地横行霸道做土皇帝。为所欲为的背后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抵抗的虚弱。反之公爵可以不鸟国王，侯爵就可以不鸟公爵，平民就可以不鸟贵族。这就是为什么平等的体系是最不平等的。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平等的奴才奴隶，皇帝奴隶主就可以高高在上。而最不平等的体系反而是最平等的。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是不平等的。但是又都相差有限。互相有需求的，有底线的，有制衡的。犹如森林里的各种生物，都是不同的不平等的，但是各自有生存之道，也是相互的生存必须。
而科举就是最不平等的平等。科举，包括几乎所有科举以所谓公平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都没有对社会对文明贡献新的价值。没有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科举的选拔只是重新分配已有财富的规则。进士和举人所享受的社会待遇，用超国民来形容都是大大低估了的。科举的所谓阶层流动，不仅是极其虚伪的，而且是毫无价值的。它只是以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选择出享受极端不公平的人。这些人本质上就是帮助皇帝统治奴隶的官僚，分得一些奴隶的血肉。即便少数的出身就是奴隶，成为了可以吃奴隶的奴才。甚至这些人为虎作伥都是极其不合格的。除了精通一些偏门的哲学和文学，并没有学到什么公务员应有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妥妥的社会吸血鬼和寄生虫。
而工商则是最平等的不平等。找到符合社会需求的切入点，对文明进步贡献了新价值，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和份额。反之哪怕是资本雄厚，也经不住几番折腾。更不可能真正阻止弱小但是新颖的竞争者的成长。因为市场选择权终究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是行政权那样掌握在唯一的政府，唯一的皇帝手里。想象一下，如果政府服务包括收费（税收），也可以像商业产品那样货比三家，选择性购买会是怎样的体验。为什么科举制度及其蔑视和打压工商？因为极其恐惧其竞争性。
而军功在科举制度下也深受打压。以文御武也是常态。因为太容易以武犯禁，以武犯上。而诸侯制度下，骑士武士的地位明显高于文士。归根结底官僚体制是抑制竞争，讲求永远一家独大的体制。是对内分配有限蛋糕的体制。而军功起码是对外扩张，扩大乃至抢夺别人蛋糕的体制。是人类和人类的竞争。而工商则既不抢内部，也不抢外部，而是做大蛋糕的体制。是更多人类与自然的竞争。
竞争就必然有输赢。
不论是工商还是军功，最终还是要看实绩来取得相应的回报。而考试定终身，是非常脱离实绩的。或者说只注重非常窄的某些知识面在某个时间段的成绩。而社会文明进步，经济生产发展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实现千奇百怪与时共进的实绩。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公平的评估体系来准确衡量这些实绩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多方相互博弈来达到动态平衡，演进评估。
而这种永远的不确定性是绝大多数人都无力把握的。也无胆面对的。于是大多数人，尤其是费拉人口，就会要求追求一种低风险的文明秩序。具体而言就是公平。公平就是要细节可测，结果可预。有什么投入，会有相应的回报。公平就是一种恒定的方程式。天然是追求稳定，停滞的。因为活跃的发展就必然带来打破公式的新情况。
所以越是能力不足的竞争失败者，或者至少潜力有限，野心有限的，越是容易提倡或者迎合左派思想。反之越是想做大做强，敢于投入冒险的，就越容易成为右派传统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越是有工商能力的强者也就越不愿意去领导费拉人群。因为带动它们的成本太高。因为不仅越费拉合作的能力越低，而且合作的心态更缺。更具有左派无赖思维，以受害者自居来迫害别人牟利。所以也只有军政能力的左派强者愿意去领导费拉。外儒内法的左派精英本身缺乏工商创造能力。但是具备真敢忽悠，又真敢不兑现，还真敢下死手的，以流氓治无赖的手段。
所以左派大政府是左派费拉群体所盼望的理论上的合适政府，也是实际上能够整治奴役费拉的合适政府。同样右派专业化职业化群众也是只有在工商模式下才能充分发挥的，也是可以动态制衡工商精英，从而形成右派小政府模式的必要组合。并且形成正循环。
既费拉人口比例越高，大政府倾向越重，工商文明进步越受抑制，社会整体死水一潭性越沉，于是越容易培养出来无见识，无能力，无机会的费拉人口。反之，费拉人口比例越低，小政府倾向越重，工商文明进步越活跃，社会越波澜壮阔，机会越多，越容易刺激人口的多样性，进取心和阶级流动性。想费拉也难以生存。